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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三章】之二非常建言：化黑为白的超级货币政策与非常解决方案
【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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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基因三元组层面上看，无论是虚实经济、黑白经济，还是创造经济与常规经济，均具备“临界”变量并能引发整体性危机。其中，尤以虚物经济中的黑色经济对危机的放大效应为烈。长期积累的虚假信息和黑色货币将以原子裂变的方式，阻碍和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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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市场化改革起动开始，分配制度改革长时间滞后，市场化进程却不顾制度的约束，启动了社会自发再分配方式。经过二十年的积累，不明来源货币和不明来源资产已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程度。历史给予了这种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自发再分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导致结果的过程不合理，这就是普遍的大量的隐形所得、偷税漏税和权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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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大面积隐形分配，积累的种种危机，主要是政府的无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造成的后果。由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因为制度改革滞后所形成的大面积小腐败和中腐败其历史责任，主要应由政府负责。大腐败所形成的历史责任，应由大贪官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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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上看，用常规的司法和纪检等手段、方式和政策，很难有效地、整体性地解决非常时期的历史性问题。
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改革的时间表被锁定，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和危机爆发的时间表被锁定。
中国正在走向危机。从经济基因三元组层面上看，无论是虚实经济、黑白经济，还是创造经济与常规经济，均具备“临界”变量并能引发整体性危机。其中，尤以虚物经济中的黑色经济对危机的放大效应为烈。长期积累的虚假信息和黑色货币将以原子裂变的方式，阻碍和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信息与货币即能富国，也能乱世。针对危机中的这一核心问题，我们提出化黑为白的超级货币政策,进而形成中国危机整体解决方案，化危险为机会，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分析和对策实施方案。
一、
超级货币政策方案的理由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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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风险的实质是货币问题
中国的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货币储蓄上。据估计，在七万四千亿个人存款中，65％的存款掌握在10％的人手中，90％的人持有35％的存款。由此可见两极分化风险的实质是货币问题。
首先是货币的分配在人群中的严重差别。“差别的结果是持有货币的人缺乏投资和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迫切的大多数人手中缺乏货币，购买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货币总量并没有变化，但它所对应的商品需求量大大减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严重
,货币对应的商品就会越狭小，市场越会出现商品过剩。过剩导致的必然是通缩、失业等一系列问题。”（钟国兴《重画世界》394页）其次，货币对应的商品量狭小，但货币总量并未减少，因此经济停滞有时会同通货膨胀并发，这就是发达国家1972年以来出现的“滞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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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发再分配方式与不明来源货币和财产的积累
中国从市场化改革起动开始，分配制度改革长时间滞后，市场化进程却不顾制度的约束，启动了社会自发再分配方式。一是在体制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底层社会的一大批民众，靠一己之能，一技之长，在个人所得上迅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崛起，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争得的市场份额，除了他们的能力之外，这种自发的再分配机制，远胜于体制内的“按劳分配制度”。用货币向管制经济的主体—权力阶层赎买自己应得的发展权，在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隐形分配在体制内的各个权力层面，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也无一例外地全面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经过二十年的积累，不明来源货币和不明来源资产已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程度。历史给予了这种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自发再分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导致结果的过程不合理，这就是普遍的大量的隐形所得、偷税漏税和权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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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形分配与腐败的三种划分
没有区分，就没有政策。我们对隐形分配的三种状况的划分是超级货币政策实施的根据之一。
1、隐形分配的循环所产生的大面积“小腐败”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群都会根据他们的能力、职业、工作状态，比较出其合理预期的收入，如果制度不能做出安排，那么，社会也仍然会按自发的再分配方式去实现这种预期。这就导致了隐形分配大面积发生。除了底层的弱势工人、农民之外，特别是体制内的各种社会阶层均卷入这种隐形分配之中。
其一，大多数人的需求目的是通过参与隐形分配，达到预期工作和能力相称的平均水平。例如：一个在政府或国企工作的人每月拿八百元工资，而与其同等条件的人在私企或外企拿两千元的工资相比，难以平衡，那么，它就会利用职位或权力之便去“补”上那个二千元的水平。
其二，这种对分配平均水平的追求，是通过隐形分配的循环方式实现的。如一位教师上火车买了乘务员的高价票，补了铁路乘务员的工资缺口，那么这个教师也有缺口，就找学生家长补缺，学生家长是个医生，他就找病人补缺，那病人再找铁路的人补缺，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类似的这种隐形分配的循环怪圈，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每天每时都在循环着。
大面积发生的小腐败主要特点：
（1）具有普遍性和从众性。法定工资收入不足以维持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有多普遍，利用职业、权力、关系进行的“小腐败”就有多普遍。从众者越来越多，仅靠信念和理想难以抵挡普遍的需求。
（2）因普遍发生而被社会普遍容忍和理解。在各种关系网的隐形分配的循环中，人们互相容忍并互相理解。而且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世俗文化，一不小心，有人被反腐败了，因五万、十万判了刑，在这个循环圈中，又被普遍同情和理解。像最近出现的北大博导王教授因抄袭而被撤消若干学术职务，引起王的同行、学生为其大鸣不平，认为王毕竟是个人才，却被处理了，而那些“大抄家”还坐在学术高位，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反腐败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成反“倒霉”的，人们在寻求那种“恶质平衡”，还有什么社会正义可言。
（3）普遍不满。身在隐形分配循环中的小腐败，虽然从中受益，但看到中腐败与大腐败得益比自己多时，产生不满，因为在圈内看得清，就更不满。
（4）不稳定感与日俱进。这些人有了小钱，大都存在银行，或者投入股市，不象大腐败将货币转出国外那样安全，也不具备转出去的条件，因此最怕通胀将钱贬值，又怕股市将钱洗走。一旦危机发生，容易恐慌和挤兑，因而他们的愤怒和声音最为突出。
2、权力对隐形分配的放大所形成的“中腐败”
隐形分配所形成大面积小腐败中，与时俱生地产生着中腐败。他们超过了被人们容忍和理解的程度。当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他们主要是政府和各种权力部门的中、高级干部和掌握实权的低级干部。他们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容易使小腐败升级为中腐败。
其一，他们善用权力、用足权力来谋取私利。轻者利用权力关系的礼尚往来，如：收受各种礼物、名目繁多的“奖金”、明不符实的什么讲演费、稿费、会议红包，或者买大件花小钱，免费旅游、头痛脑热小病大养、红白喜事“敛份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具有乱收费的权利，因而小金库、集体创收颇为普遍，成为公款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的主要来源。仅在甘肃这样的穷省对二百九十个干部的离职审计中，发现违规资金就达五个多亿。其它富省和掌握实权的各种部门的小金库，更可想而知。因此，他们一年的“灰色收入”三、五十万是平常。如果再用权力卡一下，或者“扶持”有能力赚钱的外商和民企，那“效益”就更高了。
其二、这种中腐败所形成的隐形分配也正是在权力关系网中的循环怪圈实现的。此中名目繁多，各有高招、举不胜举。通过许多“清官”的命运，即可看出，坚持“清官”之路的，常常被挤出“圈”外，当作另类处理。或者被冷冻、或提前离岗退休，或者当作特异人才。可见中腐败已成为官场之众。无官不贪可能绝对，但是，无官没有隐形分配，却接近事实。
权力对隐形分配放大所形成的中腐败的特点：
（1）由于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承认其合法性和利用权力反腐败所形成的权力之争，使他们处于不安全的惶恐与浮躁中，末日之感使他们的欲望和贪婪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铤而走险，前腐后继，造成腐败难以遏制。
（2）中腐败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国“审批经济”“图章经济”中，是WTO冲击的主体之一。WTO的透明制度和公开原则同这些中腐败群体的需求，将形成利益冲突。
3、权力资本化、货币化所形成的“大腐败”
在权力进入市场中，特别是进入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大腐败。在金融，股市、房地产以及各种重点项目中，腐败的金额愈来愈大，轻者几百万，重者几千万、几个亿。近几年揭露的大要案如高级干部成克杰、李嘉廷、丛福奎等，高干子女、秘书如近期查处的河北省某领导的儿子程慕阳、秘书李真、吴庆五等等特大贪污受贿案，证明这种以权谋私，鲸吞国家资产的犯罪数额呈上升趋势，大腐败的产生正危害着国家安全。
这是一种“超经济暴力资本”，其危害，一方面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引起各种经济成份模仿。以获取类似“超经济暴力”各种剩余，导致常规经济中投机盛行，形成超需求的各种热点。造成边际效用递减，投资无效或低效，资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几十万、几百万的私利，可以造成国家多于几十倍、上百倍的损失。这种大腐败往往形成类似“赖昌星”案，湛江案那样的走私黑洞；汕头案那种退税骗税黑洞；不良国际贸易中资金外流黑洞；金融泡沫中的信贷黑洞；正在浮现的股市货币黑洞；以及“豆腐渣”工程、房地产项目等等。
这种权力资本化与货币化的大腐败，也是在高层权力的关系网中，通过隐形分配的循环怪圈实现的。如哈尔滨“国贸城”国有资产骗失案，沈阳“慕马”贪污贿赂案，厦门、湛江走私案等等，都显示出这种大腐败都是窝案、圈案、串案。往往是党政司法一体、黑白两道一家，国内国外互联，人数虽少，权力加货币的能量极大，正在危及着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安全。
权力资本化、货币化所形成的大腐败有如下特点：
其一，权力资本具有强烈的支配政府倾向，具有极大的腐蚀性。本来国家的公正性产生于他的超脱性，是法制经济的代表者和裁判者。但是，当执行国家意志的各级官员一旦腐败并形成权力资本利益，就不可能代表民众整体利益，而是用既得利益去影响和决定国家政策，支配权力向既得利益倾斜，必然导致黑色经济猖獗，极大地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成长。
其二，“权力资本”严重降低政府信用和法制威力。权力腐败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市场经济公平与公正的准则难以贯彻，整个经济将低效率运行。
其三，权力资本化、货币化往往是大权力、高智商、内幕操盘，不易暴露。一旦露出，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发生时，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将加重危机和风险！例如资本大量外流等等。
其四，权力资本化、货币化必然形成黑金政治。愈演愈烈的卖官鬻爵，金钱贿选，政治献金等官场、权力机关、议政机构的腐败问题，直接动摇了人民政权基础，加大了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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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危机将集中在货币与股市危机中爆发
１、社会基础危机：小腐败的危机，是从社会基础层面积累危机，主要是瓦解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摧毁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理念，扭曲社会的人心和人格，难以形成正常的市场机制和秩序。社会群体意识的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这种社会基础层面的危机，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已近“临界”点。
２、统治结构危机：权力放大的隐形分配所形成的中腐败，积累了政府的信用危机、司法的宪政危机。不仅降低政府能力，而且，还要毁掉一批精英人才。在危机来临时，将会激化政府同民众的矛盾，使政府丧失公平、公正和信用。
３、顶层危机：权力资本化、货币化所形成的大腐败，已经积累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危机，他们不仅要左右地、市级以上国家政权的政策倾向，而且会以地方利益保护来维护自身利益，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去丧失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上述三种危机将在货币与股市危机中集中爆发出来，不仅会放大风险和危机，也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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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历史责任与超级货币政策
历史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大面积隐形分配，积累的种种危机，主要是政府的无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造成的后果。
由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因为制度改革滞后所形成的大面积小腐败和中腐败其历史责任，主要应由政府负责。
大腐败所形成的历史责任，应由大贪官自负。
由于分配制度改革滞后，腐败官员的胡作非为所形成的示范性隐形分配大面积发生。从时间，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上看，用常规的司法和纪检等手段、方式和政策，很难有效地、整体性地解决非常时期的历史性问题。因此，我们提出的超级货币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和平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合情理也合法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超级货币政策的理由，既需要复杂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也需要最简单的常识去说明。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兄弟，是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按税费改革政策，农民税费合并后的负担，理论上是不超过其纯收入的10%，实际上在许多地方，费改成税了，而费还是难以减下来。相当大的多数人除了交纳各种税费，供子女上学、购买明年的种子、化肥基本没有剩余。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放松过对农民课税缴费。如果讲社会公正的话，那么，对如此大量的不明来源货币和资产，进行纳税和课税，实施化黑为白的超级货币政策，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吗！
二、实施方案：超级货币政策的系统工程(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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