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言三章】之三另类直言：标本兼治的国企变性与股市分盘的整体解决方案
【题要】
l
中国的国企不等于“公共财产”，而是把“公共财产”推向极端的历史产物，是消灭私人占有和私人财产的结果。国企改革的实质是划清公共占有、公共财产与其它国企中企业和商业的区别，使国企变性为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包括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科技、公共设施、公共基础工程等等。国企变性是国企改革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键之处。
l
股市的基本矛盾是，公共占有与公共资本市场和私人占有与私有资本市场的矛盾，私人机构占有与社会化大投资的矛盾。
l
中国股市不是黑不黑的问题，而是积黑难返，如何化黑为白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因为它一生下来就是怪胎，九年不立法，已长成魔鬼，现在是如何动大手术，标本兼治，从基因上脱胎换骨，重建市场秩序，修复市场公平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半流通与全流通的问题，而是分流与不分流的问题，分流必然分盘，分盘必然变性，股市变性必然需要国企变性。
l
从国企中升华公共占有与公共资产，建立公众公司创新机制。通过股市分盘完成国企改革最后一战。修复股市公平，重建股市秩序。公众公司走全民入股之路，股权高度社会化、资产公众化、产业民主化，为未来的劳动者普遍成为所有者，经营权与所有权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组合提供基础。
国企改革久战不决，特别是走上股份制改革之路，进入中国股市，更是踏上迷局。它不仅造就了中国股市的基本层面和政策性市场的底盘，而且对盘活了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再分配和超分配，形成了中国股市的货币“黑洞”。中国股市除了成就了一批官僚资本之外，对国企的所有弊端，不仅没有因为股市的存在而被改造，反而使股市的虚假信息和黑色交易放大和加重了国企弊端和痼疾。为筹集社保基金出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尽管愿望良好，姑且不论其能否实现，至少说明国企改革至今日，将资产变现为社保基金已成问题。由此可见国企改革的迷局和股市的风险相互交错，互生变量，正在推进着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的到来。
一、国企改革的实质与国企变性
我们面对国企改革的迷局和股市风险中正在浮现的黑色冰山，要辩清迷局，化解冰山，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就要从国企变性开始，而国企变性又不得不从理论常识的层面重新思考。
l
国企改革的实质：人本的两种经济形态
人的本质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规定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形态。人的衣食住行等等欲望和需求，决定了人的本质中具有私人占有、私有财产、私人利益的一面。但是，人又是在“类”中生存，人要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总是通过社会属性所形成的整体力量去实现的。在现代经济中，体现为公共占有的公共资源、公共财产、公共产品、公共科技、公共服务以及基本设施建设等等。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早期在推动私人占有与私人利益的市场化过程中，的确忽视了公共占有、公共财产、公共利益，激起了产业工人和大众反抗和斗争。随着市场化的扩展，逐渐扩大公共占有和公共财产的规模，进而形成公共福利制度。八十年代，西方兴起公共管理运动就说明这一问题将愈来愈被重视。
中国的国企不等于“公共财产”，而是把“公共财产”推向极端的历史产物，是消灭私人占有和私人财产的结果。这种扭曲人性、否定私人合法占有和私人财产的制度安排，必然在实践上难以为继。当然，国企改革也不能走上另一条把国企化为私人占有和私有财产的极端道路，而是要使国企从“公共占有、公共财产”的极端走回中正，回归人性的基本经济形态。因此，国企改革的实质是划清公共占有、公共财产与其它国企中企业和商业的区别，使国企变性为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包括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科技、公共设施、公共基础工程等等。国企变性是国企改革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键之处。在没有进行这种“变性”的基础上，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企分开”、“抓大放小”、“破产拍卖”、“捆绑上市”、“债转股”等等，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变性的国企改革必然走进迷局。
l
国企变性：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的必然
1、国企变性，是把属于公共占有、公共资产、公共产品、公共科技，公共服务等划分出来。首先要上升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市场。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制度建设，化资源调配为市场买卖、产权交易、兼并重组、信息透明、项目招标等等。其次，以公众公司上市为主体模式，实施全民入股，包括内部职工股与外部民众股。再次，是向国内外招聘择选职业企业家，进行公共资产经营管理，通过股民的货币选票实现产业民主。
同国企变性直接相关的财政改革也存在变性问题。公共财政也不等于政府财政，而是同公共占有与公共财产相一致的市场财政。因此，财政改革的分权政策，如果不是首先划分出公共财政与政府财政。无论“行政分权”还是“经济分权”都走不出旧体制的框架。
市场化加速了社会化、迅速放大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等的规模、数量和质量。传统经济学固守在私人占有的自由市场理念上，忽视了对公共占有的市场化研究。这种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国企改革中尤为突出。但是，实践不顾各种理论说教，已经走到了公共占有市场和私人占有市场并存的这一步，形成了现代的广义市场格局。历史昭示人们：公共占有必须走全民入股与产业民主之路。资产公众化、股权高度社会化，产业民主化，为未来的劳动者普遍地成为所有者，经营权与所有权、所有者与受益者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组合提供发展的基础。
2、国企变性，把那些不属于公共占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企业、商业等等划分出来。首先是通过股份制，完全还股权给职工，已经上市的配股给股民。不能继续经营的通过产权市场破产转让，化资产为社保基金，有多少算多少，否则，“维持费用”将把这批资产吃光。社保基金不足的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补上，以保国企变性过程中的基本社会公平。其次，这些公司只要够法定条件，靠货币选票择优其市场价值，其市场准入和发行溢价等等均不设限制，自由上市，市场风险责任自负。
现代市场化进程，在事实上，不只是私有化的自由竞争市场，也包括公共占有的竞争市场。尽管后者在全世界尚不成熟，但已成市场化的必然趋势。
现代市场化进程的原则是一致的，一是通过竞争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二是实现社会效益的公平和公正。区别的是：公共占有市场是直接实现公平和公正，公共资产来源于民众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公众公司上市，又利用股民的公众投资，提高公共资产的质量和规模而造福于公众。这种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的市场化进程，只要权力退出就能基本确保其公平与公正。信息决策通过市场择优、职业企业家经过市场择优，企业经过股民货币投票，在这种基础上的良性循环，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政府只须用货币的间接调控，即可达到稳定和发展的目的。
私人占有的市场是间接实现社会效益的公平和公正。主要是国家通过税收实现的转移支付。国家即无须直接调控，也不用货币调控，只承担裁判员的法治角色。如果用货币来调控这个市场，那么，就会为一部分企业和私人利益而丧失社会整体利益。
由此可见，国企不等于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利用国企直接调控经济和利用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市场间接调控也不是一回事。而政府对没有变性的股市进行调控必然是事与愿违。
l
国企变性：化解政府的误区和两难选择
没有“变性”的国企改革，存在种种误区和两难选择：
误区之一：政府调控必须以国企为基础。用具体的实物经济、局部的实物经济求整体发展，必然要使政府实物化、商品化，掌握一定的实物经济力量主导或控制经济整体的发展。这种理论误区导致政府的两难选择。
两难之一：市场主体模糊，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市场经济的当事人（运动员），又是市场经济调控者、监督者（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裁判自己。这种政府的双重职能和作用，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主体中利益比重愈大，愈难以实现法制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困难就愈多。
国企变性，意味着政府从市场主体中退出，一是从私人占有市场彻底退出，把国企中的非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放进或还给私人占有市场。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才能还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和机制。二是政府从公共占有市场退出，提升公共企业和公众股民为市场主体，使原有国企的所有者真正归位。政府承担转移支付的计划选择和货币间接调控的职能。
误区之二：政府误以为通过对国企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便以促进国企增值、增效为政策目标，实际上，由于政府在市场主体中的作用和位置显现错位，消费者的主权难以确定和维护。比如，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垄断，造成长期的卖方市场，使得政府企业居高临下，“皇帝女儿不愁嫁”，表现为产品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政府限制一些商品进入市场，而采取计划分配，使消费者的行动空间狭小。或者分出议价、平价的价格双轨，形成不平等交易，从而损害着消费者主权。不仅如此，只要有利可图，假货、劣货也会得到某种保护，屡禁不止。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项目也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如此等等。由于政府在市场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资本市场必然形成双轨制，双重标准和规则，也难以规范和完善虚物经济市场的机制和秩序。在双轨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等等，则反映了早产儿的畸形发展，一方面形成了赚了钱归企业和个人，赔了钱算国家的预期心理，而且这种畸形发展必然成为黑色经济的藏身之地。另一方面，国家机构、企事业大股直接受政治左右，容易形成大起大落，造成股市风波，其金融风险和潜在的灾难极大。
两难之二，政府要么为实现政府公平和社会利益，损害或丧失市场公平和市场利益；要么实现市场公平和市场利益，损害或丧失政府公平和社会利益。
国企变性是如何化解这种两难的呢？首先是从公共占有市场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货币间接调控，直接实现政府公平和社会效益。其次是通过法制的裁判员角色实现私人占有的市场公平。通过税收等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社会利益。总之，国企变性是从公共占有市场与私人占有市场的统一上，从政府公平与市场公平的统一上，从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整体解决方案。
误区之三：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不仅不能流失，还要扩大国有资产。事实上，国有资产只要进入市场就要流动，就不可能没有流失，名义上不流失，隐形上也要流失。
两难之三：政府即要把国企推向市场化，又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国企变性，主要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分流。该流失的，是指那些非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当分流到私人占有市场，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不再承担社会利益的直接责任。国企无论其是否变性，只要进入市场，如果不进行有序的显形的“流失”，那么，也会形成隐形的无序的流失。后者既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时间和条件，政府还要搭上“维持费用”。
在这种分流中，政府不仅将原国企中那些属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等上升为公共占有市场，而且将从私人占有市场的税收等转移支付中，扩大公共占有市场的投入，使公共占有和资产增量运行。这种分流，使政府该管的，管的更好，不该管的，管不好的放在市场中催生催死，学会走路。总之，国有资产不仅是流失与不流失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分流的问题。只有通过国企变性，实现有效的分流，才能保证国有资产中应当成为公共占有的部分不流失或少流失，才能完善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
二、股市的基本矛盾与股市分盘
l
股市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
没有变性的国企改革已成迷局。在资本市场上，特别在股票市场上更加放大了这盘迷局。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搁浅，集中反映了没有变性的国企改革在资本市场上的困境。一是国企上市是划出三分之二不流通，三分之一流通的方式，试图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现在又要全流通,从股民身上将资产变现为社保基金。这种做法无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隐含着权力资本在国企股中的假职工股的急于抛售和套现，必然引起股民的不满，从而形成股市暴跌。这种做法，虽然以国家公平为名，但是丧失市场公平。当初搞“国企捆绑”上市，已显失竞争公平，现又改为筹集社保基金，实行国有股减持是一错再错，仍然在损害这种市场公平。这种国家公平与市场公平的冲突，隐含着股市深层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目前世界股市的基本矛盾：公共占有与公共资本市场和私人占有与私有资本市场的矛盾，私人机构占有与社会化大投资的矛盾。
这种基本矛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南海公司股票”的泡沫中，就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但是，以后尽管人们又经历了诸如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所形成的大危机，八十年代的日本泡沫危机，九十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和现正在发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等。然而，传统经济理论为人们通过货币与股市这种简便快捷的实现财富的方式，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理论文章，却从未揭示出股市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人类不能认清这一基本矛盾，就无法把握货币和股市这一人类创造的天使，何以常常变成魔鬼，就无法摆脱人类对货币和股市即爱又恨的痛苦，也就无法实现人类在股市与货币制度上的创新。
l
国有股减持方案与中国股市的死结
由于中国的国企改革没有从根本上变性，又使国企成为股市的主体盘量，同其他股市主体混成一局，从股市诞生到“捆绑上市”，从推动机构投资培育庄家到国有股减持，使这种股市的基本矛盾更加复杂，也更具有中国特色。
特色之一：没有变性的国企在中国股市的主体和其它主体混成一局。国家政策成为股市的基本面，利用政策套利是中国股市各种成份的主要套利方式。
特色之二：由上市公司近亲繁殖的“庄家”，在牛市状态下，主要通过内幕交易和信息优势，向二线股的散户——占90％的投资者套利。在熊市的状态下，又六亲不认，集中全力砸国企的盘，他们利用政府为维护国企利益不愿股市崩盘，必然要托盘的政策底线，盯住任何利多消息和政策进而砸盘套利。目前的股市状态正说明了这一点。
特色之三：政府为了国企在股市上的利益，必然用政策去救市护盘。但同时，也救了各路“庄家”和救护了私人机构的股盘。在这种政策性套利与被套利中，政府的股市能力终将有被耗尽的时候，特别是在金融风暴面前，政府的任何救市方案都于事无补。
l
股市出路：减持为下，分盘为上
中国股市因国企未变性，从而形成的政策市场和利用政策套利，在国有股减持“折让配售方案”中集中表现出来：
其一：在股市中，40%的股票流通，60%的国家股、法人股不流通。该方案的程序是：经股东大会决定，先拿出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一部分，向全体投资者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发售，结果产生“全流通价格”。然后再由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拿出一部分，以配股或送股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如果竞价仍采取先网下申购，再网上申购的方式，机构投资者就会利用30%的保证金，掌握大量“竞价”股票，“竞价”股票由机构投资者占有大部分。如果这种政策方案实施，那么，套利主体肯定是“机构”投资者。而大多数散股股民在这种政策性市场中，只能是弱势，甚至是被套者。
其二：该方案说，鼓励减持资金用于股市再投资，允许符合规定的法人单位受让减持的国有股，组建专项基金，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减持的国有股。这种政策还是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套利。因为，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转让”市场早已存在，“转让”价格很低，但只有法人身份的机构投资者才能参加。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在“转让”市场上，先买进国有股和法人股，再利用“折价配售方案”，先拿出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直接向“全体投资者”竞价发行套取高额利润。
由此可见，股市已经是个利用政策套利的市场。而国有股减持方案不仅是具有明显的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方案，而且是个主动投怀送抱让人家套利的方案。不仅社保基金筹不起来，最终损害的还是国家和股民的利益。
中国股市不是由半流通股变为全流通股的问题，即便全流通了，这种未变性的全流通，不仅不能使国有股减持出来、筹集出社保资金，反而在流通后，更易于被利用政策套利的各路庄家套走而流失。这种方案如果在慢牛市的条件下尚可施行，那么，在目前的熊市状态下，已失去实现方案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减持方案实为下策，股市分盘方案应为上策。通过国企变性，实现股市分盘，修复股市公平、重建股市秩序。
股市分盘，是当今世界股市制度创新的必经之路。发达国家股市，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市制度创新问题。但是已有股市分盘成功的经验。1971年，美国股市分出纳克达斯股盘，把科技风险投资分流出来。当2000年底，该股暴跌缩水四万多亿美元的时候，美国主要股盘道琼斯虽受冲击，但无崩盘风险，且稳住了股市大局。如果不是这种股市分盘、分流风险，而是浑然一局，其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股市分盘，首先是通过国企变性，完成国企改革最后一战，进而实现公共占有、公共资产、公众公司、公共管理以及公共财政层面的完整的制度创新。其次，实现股市分盘，三盘分立，即：公共占有股盘、私人占有股盘、科技风险股盘。从而领世界股市制度创新之先。再次，吸收发达国家股市法规，完善中国股市的法制建设。
总之，中国股市不仅是黑不黑的问题，而是积黑难返，如何化黑为白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因为它一生下来就是怪胎，九年不立法，已长成魔鬼，现在是如何动大手术，标本兼治，从基因上脱胎换骨，重建市场秩序，修复市场公平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半流通与全流通的问题，而是分流与不分流的问题，分流必然分盘，分盘必然变性，股市变性必然需要国企变性。
三、国企变性与股市分盘整体解决方案(略)（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