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平均每10到15户选出一个村民代表，每个代表一枚印章，每件事情都要让村民自己决定——这就是青县首创的"村代会常任制"。

    青县为什么会实行这样一种制度？

    这项制度究竟如何保证村民的利益，又怎样办好村里的大事小情？

    1、逼出来的村代会常任制

    “长60，宽27……”任桂新看着面前摊开的本子念道，他对面的时才恩按动手中的计算器，时金浦在本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4月11日上午，青县陈嘴乡时家楼村代会办公室内有些烟熏火燎的，6位村民代表抽着两块钱一包的香烟，计算着村里每个人名下的责任田———就要调整了，他们得把全村目前的底数弄清楚。

    “以前可不是这样，村里不管什么事情，村民什么也不知道，干部什么也干不成。”村党支部书记、村代会主席时国祥说。

    ■“不干了，分村另过”

    事实上，时国祥的评价已经非常“客气”了，几年前，时家楼村不但什么也干不成，而且乱作一团。

    时家楼村130户，500多口人，几年前，这里是全县有名的“乱村”。村里分成两大派，“南派”人多，选票多，村干部集中，进村办企业的也多，“北派”人少，当干部的少，很难参与村里事务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一些村干部的行为让村民看不下去。

    “那时候，一些干部子女有事没事就开着厂子里的车瞎转悠，从大队办公室到厕所，百八十米，也要开车去。”一位村民回忆，一些村干部更是大吃大喝，挥霍浪费。

    1996年的时候，靠着几家村办企业，时家楼村每年的集体收入就已经超过100万元，可时国祥2005年8月就任村支书的时候，账面上只剩下7000元现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欠条———大多数是欠村里、乡里、县里大小饭店的饭费。

    怎么能这样呢？村民们开始上访。每到周一，来自时家楼村的上访村民就会准时到县委大院门前“报到”。

    “村里的事情，我们得知道。”直到现在，被村里人称为“老上访户”的任桂新还是显得有些愤愤不平，为了让有关部门重视，他和一些村民不但去县里，还去沧州，去石家庄，甚至去北京上访。

    乡里派出干部，到时家楼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天天召集村民、村干部开会，一点儿用都没有。

    “开会就是吵架，乱哄哄，嗓门一个比一个高。”当年被派到时家楼的乡武装部部长李白无奈地说，村里开会吵，不开会也吵，吵得不亦乐乎，什么也干不成，有的村民甚至提出：不干了，分村另过！

    ■“让老百姓参与管理”

    派系斗争不是时家楼村的特有现象。

    马厂镇新张屯村支书王守奎说话很直白：“农村最大的矛盾，就是宗派矛盾。”他说，以前新张屯也跟时家楼差不多，几大派互相不服气，矛盾很深，你告我，我告你，斗起来没完。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村不知道怎么忽然兴起了大字报、小字报，贴得村里到处都是，还有人贴到了镇政府大门口。

    李白说，自打农村实行“大包干”后，他们这些基层干部，最明显的感受是：农民“不听话”了！再后来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农民越来越多，大部分村子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闹矛盾。病根究竟在哪里呢？王守奎说，以前村民代表选举出来也不管用，而有些干部有好处老想着自己相好不错的，别人就有意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派系。

    “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说，实行“大包干”以来，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今天的农民，不只是土地的主人，更是自个儿的主人”。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级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而实际中，居住分散、人口流动，有的村难以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虽有代议职能，却须由村委会召集才能开会。被监督者召集监督者开会，不少地方的村民自治成为一种形式，实际上则是“村委会自治”。

    “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可是，这种情形下的农村该如何治理？赵超英说他一直绷着思考这根筋。

    时家楼的分村风波，逼得工作组从现有的资源上找“药方”———每十户为单位选出一名代表，组成村代会，南北两派都有份儿，坐到一起商议村里事务，解决靠选举解决不了的事情。2002年7月起，时家楼村村代会成了常设性的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大家虽然还为一些老问题吵来吵去，“但毕竟有了个正式、公平的吵架的地方，最终还得服从多数代表的意见。”任桂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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