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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经济学是破解当代经济现象和疑难的法宝”
记者：早在１９８８年，你在《蛇口通讯报》发表了《应当把“按能分配”原则写在改革的旗帜上》、《交叉点上的思索——创造经济学初探》、《现代经济发展的深层震荡》等文章，把劳动的本质划分为常规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指出“创造性劳动价值，不顾各种主义的偏见，为自己开辟道路”,创造经济将成为主导化、普遍化，被有关媒体称为“东方智慧对知识经济的最早呼唤”。可以说，你在经济学领域曾经有过多次创造与建树。后来，又看到你先后出版的《经济学：跨世纪批判——全息经济学大纲卷一》、《模式变易：数字经济运行——全息经济学大纲卷二》两书，在世界上首创了全息经济理论学，在中外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不少的轰动。请先谈谈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好吗？
杨占生：好的。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世界是三元的，是物质、能量、信息三元构成了世界，从信息层面上实现三元世界的统一，必然是物质的信息，能量的信息和信息的信息，统一为全息。基于这一认识，我运用经济基因三元模式思维方式和模式逻辑结构，以经济统一场论为发端，从生命DNA的全息视野，探索人类社会经济的发育过程和基因，创造了全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我还从系统上剖析了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缺陷：没有从经济学本体理论和规律上划分出虚物经济和实物经济、黑色经济和白色经济、创造经济和常规经济。而虚物经济、黑色经济和创造经济正是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之所在，从而创立了经济基因“三元组”学说，并由此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三大教条”，即经济学一贯用纯实物资源和商品来解释世界的传统，划分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传统，以及劳动价值学说的传统。我提出的资源配置三重性理论，宣告了同暴力配置资源的方式和传统决裂，并相应揭开了一系列经济学的世纪之谜；通过创造经济论，回答了劳动价值论的诸多谜团，包括效率与公平的两难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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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青年理论家杨占生
杨占生编写的两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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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不能具体谈谈三元的内容呢？
杨占生：所谓三元，就是经济基因“三元组”（TVA），即虚物与实物经济、黑色与白色经济、创造与常规经济，资源就是在这“三元组”之间流动配置，即在“三元六重形态”中运行。它们之间的比重和相互作用，以及运行方向，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变数体系和参数体系。
记者：这一创造性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实用性吗？
杨占生：实践证明，全息经济学是破解当代经济现象和疑难的法宝。我曾运用虚物经济与实物经济模式出发，运用虚物经济对实经济放大与缩小的原理，应用这种模式和方法，预警了亚洲金融风暴、网络危机等重大事件。如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６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整版发表了专访我的文章。我在文中预警了网络经济危机，而且从时间上预警了２０００年底美国经济增长将遇到阻力，从危机的程度上指出股票将暴跌，网络公司一一倒下，数字英雄死伤遍地。指出这场危机将引起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半工业化半信息化的国家将更加严重。果然在这年年底，事实应验了我的这一忧虑。另外，我运用资源三重配置理论，预期了信息配置资源的低耗能、高效率的本质特征，被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较早宣告了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学的终结。我还以黑白经济的模式和原理，预期了国际社会不分黑白经济的“经济制度”，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美国正在走向一个转折点，旧式的“世界主义”将造就出各种“小希特勒和现代希特勒”，“９·１１”事件不幸被言中。还有一个例子，我指出了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宏观经济、超微观经济、超国家主义。经济、超实物资源经济，提示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各国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必须在份界整体发展中满足。各国资源主权占有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突和矛盾，各国的实物资源的国别占有与虚物资源的世界共享的矛盾，凡此种种。
“中国‘入世’有着巨大机遇，同时又面临多重风险，国企改革风险的‘临界点’已经来临”
记者：你的全息经济学在实践中很“灵验”，但又可以说很“怪异”，因而被一些“正统理论家们”称为“旁门左道”、“奇谈怪论”，你也被有些人称为“个体经济理论研究者”。听说你在中国入世前就提出要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危机，果然历史再一次证实了你的预见。
杨占生：情况是这样。比如，经济学上经常讲稳定需要成本，采取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会给“成本”加上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将成为发展的瓶颈和杀手。解决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在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加入了WTO，意味着有效解决问题的最稳定时间不多了。中国将在被动情况下，面对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记者：中国入世后还有别的风险吗？
杨占生：还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对“入世”后的风险谈一些框架式的看法。比如，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资源的国别占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实物资源的国别占有和虚物资源世界共享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轮子”运行中充分体现出来。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上，而且会集中表现在制度创新和安排上。再如，开放倒逼改革，在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上，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在制度创新的安排上，都将遇到阻力和振荡。再如，中国加入WTO风险和变数最大的是虚物经济中的金融货币和股票市场。尤其是虚物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加速度和爆发力，加上虚物经济的黑色经济对风险起到放大效应，在人们能感受到的时候，应对已经来不及。再如，国企改革久战不决。内有权力腐败，外有私企蚕食，上有外资竞争，下有股市黑洞。这盘迷乱的棋局，经过七下八走，又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这应是实病在虚体上的浮现。一战不决，可能是战术问题，二战不决可能是战略问题，久战不决意味着我们对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始终未弄清楚。国企改革风险的“临界点”已经来临！
记者：分析与预警中国入世面临的机遇、风险和对策，与全息经济学有什么联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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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生：有。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光明的前途，但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清醒地、正确地把风险和困难分析到位，从而选择出具有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和制度安排。我在分析中国入世后的风险与预警，运用了全息经济学中“经济基因三元组”理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存在的风险，研究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轮子”，在“虚物经济与实物经济，黑色经济与白色经济、创造经济与常规经济”的三元六重形态中运行，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元变量、因变量、互生变量，都已进入活跃期。当然，每一元经济形态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变量，影响其它经济形态的变动。还有，如果应对方案有效，也能减轻振荡和风险，社会整体尚能承受。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出现另一种状态：三元组任何一元互换主导位置，都会引发危机。如果“三元组”整体互动，形成黑色经济上升为主导；常规经济递减至零增长或负增长；再加上“虚物经济”中的金融风暴，三元危机迭加在一个时序上…… |
杨占生和新华网河北频道记者江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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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全息经济学原理，可以找到化解中国入世后风险的办法”
记者：既然中国入世后将会出现这么多的风险，那末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或者说，能不能运用全息经济学来解决中国入世后的种种问题呢？
杨占生：完全可以，因为创造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解决实际问题。就拿如何解决消极稳定政策来说。我们知道，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加重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多年来，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改革政策和人心思治的作用，加之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需求，为开拓市场，向中国转移资金、技术，使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小康社会发展，出现了近２０年的加速度期，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发展局面。此期间积极的稳定政策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当我们“入世”后，是实行创造性的积极稳定政策，还是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研究诸多问题不容忽视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许多旧有问题和矛盾都会以新的复杂方式表现出来。稳定需要成本，采取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会给“成本”加上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将成为发展的瓶颈和杀手。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我们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的稳定政策多一些，而在体制创新等方面，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的是消极的稳定政策。几十年社会积累的许多问题和痼疾，不仅没有减轻，而是加重了。常规的消极稳定政策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并不能解决深层的问题，诸如权力腐败、金融与股票市场黑洞、两极分化等等严重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为今天的稳定不仅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而且还要加上正在浮现的巨大代价。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提示我们，解决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在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加入了WTO，意味着有效解决问题的最稳定时间不多了。面对现实，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时机，创造积极的稳定政策排除风险，才能迎接历史的挑战。
记者：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可以实行“化黑为白”，来解决中国入世后遇到的风险，你能谈谈这个设想吗？
杨占生：可以。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白色经济”的主体——国企。中国２０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可以说是在步履艰难中进行的。
再让我们看看黑色经济。从黑白经济领域看，黑色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呈上升趋势。黑色经济的危害仍然集中在国企改革上。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是黑色经济猖獗发展和引爆政治经济危机之源。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像世界各国一样，是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而不断产生、发展的，至今，已严重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成为社会头号热点、难点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是应对“入世”后经济、政治、制度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把中国的权力腐败作为黑色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要提示人们，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不仅是官吏和司法权力的腐败，不只是政党政治中的弊端，而是暴力配置资源的经济恶果，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超经济暴力资本”，交互渗透到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其能量是极大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资本”在虚物经济中的潜在能量一旦裂变，足以“毁党、祸国、殃民”。中国真正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腐败是从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生、发展的。２０多年的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极具中国特色。WTO所带来的变数，使黑白经济互换主导位置的可能性增大，虚物经济中的黑色经济，将对风险起到放大效应。对这种状态的解决方案，非经济运行自身所能解决，是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改革才能奏效的。
记者：你还谈到要实行标本兼治的国企变性与股市分盘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具体说说吗？
杨占生：关于这个方面，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国企不等于“公共财产”，而是把“公共财产”推向极端的历史产物，是消灭私人占有和私人财产的结果。国企改革的实质是划清公共占有、公共财产与其它国企中企业和商业的区别，使国企变性为公共占有和公共资产，包括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科技、公共设施、公共基础工程等等。国企变性是国企改革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键之处。从国企中升华公共占有与公共资产，建立公众公司创新机制。通过股市分盘完成国企改革最后一战。修复股市公平，重建股市秩序。公众公司走全民入股之路，股权高度社会化、资产公众化、产业民主化，为未来的劳动者普遍成为所有者，经营权与所有权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组合提供基础。
关于股市，其基本矛盾是，公共占有与公共资本市场和私人占有与私有资本市场的矛盾，私人机构占有与社会化大投资的矛盾。因此，中国股市不是黑不黑的问题，而是积“黑”难返，如何化黑为白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成熟与不成熟，因为它一生下来就是怪胎，９年不立法，已长成魔鬼，现在是如何动大手术，标本兼治，从基因上脱胎换骨，重建市场秩序，修复市场公平的问题。中国股市不是半流通与全流通的问题，而是分流与不分流的问题，分流必然分盘，分盘必然变性，股市变性必然需要国企变性。
记者：受益匪浅，谢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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